在谷安，很少有人知道，林光祖原来的名字不叫林光祖，而是叫崔百岁。他最初不是做企业的，而是从事娱乐业。
说起来，话就长了。
大约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，泡歌舞厅、夜总会、咖啡厅渐渐成了台湾的一种时髦，从台北到高雄，从台中到花莲，四处流行开来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一个男人假如连这种地方也不去，那他不是个呆子，就是个无能之辈。从国际大饭店、国际大舞厅开始，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冒了出来。每到夜晚，到处是衣香鬓影。即使是阮囊羞涩的大男孩，也常常聚集在戏院附近的冰果室里，一边品尝一杯柠檬水，一边羡慕地注视那些进出娱乐场所的人们。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台北的街巷深处由霓虹灯点缀的招牌，闪烁着神秘而诱人的光彩。汽车、摩托车和三轮车，接二连三地驶来，走出许多衣冠楚楚的人们。
他们当中，有许多是民国38年1949年从大陆来到台湾，用各种办法把工厂办起来，然后迅速发家的老板。在酒店里吃饱喝足后，一边剔着牙缝，一边神采飞扬地走进了装修豪华的歌舞厅。他们无法回到夜夜寻欢作乐的上海百乐门，可是脑子里却充满了对当年灯红酒绿生活的迷恋，于是在心目中把台北的西门町当成上海的“大世界”。他们觉得，在今日公司消费，买许多漂亮的物品，吃一顿美味的菜肴，然后走进夜总会听歌，把钱花在歌星身上，无疑体现了自己不凡的身价。
随着台湾娱乐业的兴旺和自身演技的不断提高，年轻的崔百岁，名声也不断上升。他明白，自己生逢其时，遇到了赚钱的好机会，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赚钱上，可他偏偏忘记了自己是有家室的人，太太冯倩倩带着女儿住在高雄，不仅要工作，还要照顾家务，可是常常见不到丈夫的面。他很少回家，即使回来也停留半天一天，随即又走了。
他觉得，观众的鲜花和掌声，比太太的吻更让人心醉。
然而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夫妻之间的感情正日渐疏远。直到有一天，太太冯倩倩突然跟他提出，准备带着女儿离开台湾，去香港念书，这才让崔百岁大大吃了一惊。他当然不同意离婚，可是太太决心已定，宁可一个人带孩子，多吃一些苦，也不愿忍受与丈夫若即若离的关系。
崔百岁无法说服太太，更无法阻止她这样做。于是给了她们一笔钱，好让她们在香港好好地过日子。
太太冯倩倩和女儿到了香港以后，崔百岁心里时常牵挂，曾经专程去看过她们。太太很礼貌地接待了他这位客人，可是崔百岁心里明白，他们之间的婚姻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。
离婚以后的三年，是崔百岁最不如意的三年。事业上有许多不顺利，感情上的挫折又接踵而至。尽管有一些拍摄电影的机会，可是毕竟只是配角，剧团的演出也颇不正常，加上离婚时付掉了不少钱，母亲身体不太好，看病吃药都得花钱，使他的生活出现了窘境。
这天晚上，他无所事事，去台北圆环国生戏院看电影。看完电影觉得肚子有点饿，便去吃消夜。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山东老乡于知顺。于知顺是一家夜总会的经理人，与娱乐圈的人非常熟悉。两人一边吃消夜，一边攀谈了起来。
于知顺问崔百岁，你近来在忙些什么。崔百岁告诉他，刚刚离开邵氏电影公司，没找到合适的位置，眼下还在休息。于知顺一听，连忙劝他去歌舞厅“做秀”。
“别人不管张三李四，都可以出来做秀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我对你还不了解？歌唱得好，舞也跳得好，个人单独表演的节目很多，要是你去做，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崔百岁笑笑，很坦率地回答道：
“我并不是不去做，是因为当了两年兵，与歌舞厅脱节了，也没有谁熟悉。总不见得毛遂自荐，说我在军中得过奖，还在邵氏拍过电影……我做不出来。”
于知顺说：“那让我来做啊！”
崔百岁注视着他：“你？”
“对呀！我现在就是节目经理人，别人的节目都可以排，你的节目为什么不可以排呢？”
“那行啊！”
随即，于知顺跟他讨论了一个办法。因为许多老板还不认识崔百岁，所以价钱开得过高，老板不会要，价钱开得低了，崔百岁也不愿意接收，不妨采取客串的方法，暂时试一试。待老板看了演出效果再谈价钱。崔百岁觉得他讲得有道理，点头答应了这个办法。
很快，崔百岁进了国生戏院隔壁的真善美西餐厅表演。每天晚上在晚饭时间七点半以后和消夜时间十一点以后表演两场。崔百岁表演了两个节目。说，大批离乡背井的打工仔，每年只能与妻子团聚一两次。即便是那些台资企业的白领，也很难一想回家，就飞过海峡去。他们不正常的性事，必然会酿成社会隐患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非常可怕的。那些肆意游荡的男性荷尔蒙足以颠覆许多东西……
许廷高想，看看这些年纷纷来到谷安的外乡人，再想想长三角、珠三角，有多少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城市，比谷安的流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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