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阳三都光复，张居正才向明廷呈报战功。
武英殿廷议中，司礼监秉笔太监司南，欣然念出捷报内容：“自陛下圣断东征以来，遣将发兵以拯藩邦。赖昊天眷顾，庙算深远，我大军自平壤破竹南下，血战月余，在七月晦日克复平壤、开城、汉阳三都。斩获敌寇两万三千八百，生擒倭军大将一人为质，已械送辽东候审。”
报喜之后，就是报忧。张居正代辽东将士，求索积欠饷银六十万两。务必避免让官军疲师远征，粮草难继。今倭寇残部退守釜山、蔚山等，凭险死守。若强攻坚城，恐成浪战，虚耗国力。
长公主看向群臣道：“张太师观倭情初势已挫，眼下战局扭转，宜敕令廷推忠谨明达之臣，择通晓边务、廉正刚直之官为使，赴朝鲜向倭营宣谕天威，迫其投降退兵，归还被掳士民。
只是从嘉靖年平定倭寇后，我大明与日本官方勘合贸易完全中断，四夷馆中已无日本通译。
从民间悬榜征召能通倭语者，恐无法信赖，若从中作梗延误战机，实大明之祸也。”
兵部尚书石星，得知自己举荐的兵部侍郎宋应昌，在前线完全被张居正架空，成了吃闲饭的，心有不甘。
原本唯张居正马首是瞻的张学颜，才是兵部尚书，幸而李成梁不法事发，渐失帝心而退职。张学颜也因维护李成梁而遭罢黜，自己才得以上位。
不曾想朝鲜战争爆发，张居正亲赴辽东坐镇，完全撇开了他的人。若王师大胜还朝，功劳自己一分没有，这如何是好。
于是，石星举笏向长公主道：“王师虽已初胜，立需和谈。臣推荐浙人沈惟敬，解当下僵局。沈惟敬虽出身市井，商贾之辈。然早年泛海，习倭语、知倭俗，且颇具胆略，敢行非常之事。”
黛玉在珠帘之后，冷嗤一声。这个沈惟敬，是万历朝鲜之战中的奇诡之士。以一介布衣周旋于大明、朝鲜、日本之间，的确胆量非常。
他敢于单骑深入倭营，履险涉危，周旋于骄兵悍将之间，直面小西行长，谈笑风生。
沈惟敬摸透了小西行长贪财好利的性子，以封贡为诱饵，屡次诓骗，以缓兵之计疲师，还次次得手。
更假借议和之名，行窥探之实，使倭军进退失据，确实起到了谋谍之效。
但是他徒有胆智，恃借口舌之利，能解一时燃眉，却无卫国之忠，只思商贾之谋。贪功恋势不说，为保自己枢纽之位，力促明军后撤，而纵日军固守釜山，使得倭寇得以蓄锐。
甚至篡改丰臣秀吉七条无理要求，矫饰为恭顺乞封之书。更隐匿日方要求“割朝鲜四道”的狂言，使明廷惑于实情，欺天误国。
丰臣秀吉意识到被骗后，再次派兵侵朝，朝鲜史称“丁酉再乱”。沈惟敬摆脱不了商贾急功好利的狭隘心理，出使日本时私受馈赠，对朝鲜倨傲勒索，以市井诈术代大明正谕，因诡辩而溃大局坏朝纲。致使朝鲜疑惧、将士愤慨，折损大明威仪。
黛玉自然不能让这等小人，有机会跳梁。她拂帘而出，缓步走下丹陛，环顾众臣道：“石尚书举荐浙江布衣沈惟敬为使，臣虽不识其人，但据其形迹考之，深以为不可。
沈惟敬乃市井白身，身微则威轻，难慑豺狼。倭人性狡而崇势，若知我朝以庶民为使，必疑我朝中乏人，怯战求和。以匹夫持节，是折国威于外夷。
他既为商贾，善纵横捭阖之术，必然诡诈而信薄。兵戈大事，非市井交易可比。倘其为一己功劳，以巧言弥缝两端，隐匿实情，则倭寇欲壑难填，藩邦疑惧愈深，反陷明廷于不义。
再者言，而今朝鲜战局，牵扯数万兵力，百万粮饷，诸将皆受李提督节制。若使一白衣穿梭营垒，私通倭营，则军机易泄，危及将士性命。
而况他不谙朝廷典章，若擅自向日方许诺了有违祖制之事，后患无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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